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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萨克婚礼:抢婚与赛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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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终于明白,在草原的婚礼上,新郎和新娘,并非主角。

  雨雾蒙蒙,天地之中,一群人,正聆听着诗歌。每一滴包裹着词语的雨滴,都表达着勇气。面对浩大自然,微乎其微的人,尽量不哭,尽量把每一件干巴巴的事情做得有滋有味。

  在萨孜湖的日子,是牧民一年中最惬意的日子:将牛羊赶到草丛吃草即可,而人,要办其他季节不适合的大事:婚礼。草原上的习俗是冬窝子不办喜事。即便去年冬天已把媳妇迎进门,但也要等到来年夏天才办事。所以,米哈尔古丽家自上山来的一个月,接到了二十多个请柬。长方形薄纸,四周装饰有花边,文字从右往左,密密麻麻。她用手指着虚线下一行字说:8月1号的婚礼上要赛马。她补充说,婚礼上赛马,已经成风了。

  他猛然从毡房门口钻入,模样显得很突兀:黝黑壮实,虽不会汉语,可讲述一连串哈萨克语时,浓密得几乎连在一起的眉毛飞扬着,眼神明亮狡黠,他就是著名的驯马人:43岁的萨纳提,喀拉乔克村牧民。他的一匹15岁的白色赛马有个很好听的名字:白鸽子。自6岁起,这匹马便成为职业选手;到8岁时,已参赛85次,为主人赢得八头大畜,两辆摩托车,名震萨孜湖。

  萨纳提说,好赛马在比赛前不能见人,否则,马会慌,影响比赛心情。据说,白鸽子很瘦弱,和普通马没什么太大差别。但旁边村民补充说,只有驯马人的眼睛,才能识别出千里马。早在白鸽子在它的马驹时代,萨纳提就看出它的非凡。它是匹公马,且被去势(阉割),萨纳提即刻买下它。白鸽子的父亲是白色的,母亲是棕色的,它随父亲,浑身雪白。驯马有很多讲究的,但这是驯马人的看家本领,萨纳提不愿多说,我也不好多问。

  萨纳提平时根本舍不得骑赛马,只愿它将全部精力发挥在赛场上;上场时的骑手是他12岁的儿子别尔根(参赛骑手的体重须在40公斤以下)。别尔根是老骑手,7岁就开始骑马,一上马,就和马黏在一起。白鸽子常把第二名甩出50米或100米。有人要用10万元买白鸽子,萨纳提不干。弟弟的儿子要结婚,对方的亲家说什么都不要,就要那匹白鸽子。弟弟来求他,他想了想,忍痛答应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:自从白鸽子换了主人,整整两年,它没拿到过一次第一名。亲家就把马还给了萨纳提。看到白鸽子回来后,萨纳提抱住马头流下眼泪。一月后参赛,白鸽子又跑出第一名。

  剽悍消失在离开马之后

  在萨孜湖草原,养马之人分为三类:一类为家有长者(老人依旧保持拿马当坐骑的传统习惯);另一类,专为将马宰杀后做风干肉、灌马肠或卖马奶、马肉。一公斤马奶卖8元,马肉和马肠子的价格年年攀升。据说,在新疆,每年至少有上万匹马被吃掉;第三类,转为赛马而养—有婚礼必有赛马,对获胜者的奖励,大到皮卡车、摩托车,小到牛、羊。

  攀比之风在草原日盛,谁家在赛马时设立的奖项越丰厚,谁家就会获得“威望”。糟糕的连锁反应是:很多人贷款买来摩托车,作为赛马奖品,只为撑面子。为逞一时之强,许多牧人之家连续几年缓不过劲来(这片草原真正的富户没几家,多数牧民的收入中等偏下)。为此,县里专下红头文件,明令禁止赛马时奖励摩托车之类的大件,故现在,第一名的奖励为马(一匹大马价值5000元,相当于一辆雅马哈)或其他大畜,第二名得两岁公牛,第三名得绵羊,第四名得山羊或马鞍子,其余得毯子、毡子。

  马曾带着草原部落的先民开疆拓土,取得过超乎寻常的位置,现在,这个维系游牧社会最基本的分子面临着被替代的命运。以前一户牧民要养二三十匹马,随着摩托车的普及,现在不养一匹。马不再是让牧民骄傲、信赖的家庭伙伴。马的嘴很刁,不像驴那么口粗,马料价格日渐暴涨,若想在草原上看到人马两帅的情形,已是稀罕事。

  草原是个严峻的循环世界,如果一个环节出现纰漏,断起来,远比连接上更容易。那些和马相随的自由、率性、刚强、敞亮之感,也将不复存在。马是通人性的,和机器不同。马的体温,马的汗腺,马本身内蕴的不羁,皆无法和由铁皮、汽油、发动机组成的摩托车画上等号。随着马影远去,那些靠技能著名的牧人,也将逐渐消遁于传说中吗?那些关于套马、叼羊、马鞍的传说,似乎已成为下一代观摩的博物馆之物。像我这样的人,难道将成为最后一代牧人被时代的潮流更迭替换掉的目击者? 我突然想起酒—那些喝得烂醉的男人,他们的剽悍之姿,是从离开马之后,才消失的。

  抢婚与分家

  在草原,结婚后就要分家。米哈尔古丽因自己有工作,结婚时只分到一头牛;她的大嫂子分到牛马共十一匹;小嫂子是抢婚来的,后来也分到两头牛、两匹马、十只羊和一辆摩托车。我吃了一惊:抢婚?!(传统的哈萨克族青年结婚,须先经双方家长为儿女定亲,再完婚,程序严谨有序)她笑起来:“抢婚的,彩礼给得更多。”

  她说:“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较早。即便结了婚,如果闹了矛盾,也会提出离婚。老人们说年轻人把婚姻当儿戏,把他们一辈子攒下来的东西都折腾光了,可孩子们却想,过不好为什么要凑合。大多数年轻人初三毕业后不再升学,男孩帮家里放羊,晚上没事,就去帐篷商店喝酒,看到女孩就猛追;女孩子叛逆心更强,不甘心在家里做饭,女孩跟着男孩逃婚,在外面躲上十几天,待两边家长商定后,再回家。”

  我问她,哈萨克族女子在家庭的地位如何。她说:“很高。如果一只羊和丈夫谈好了550元,但他的媳妇不愿意,要卖600元,这买卖就一定做不成。如果家里有老人,一定是婆婆做主。”

  哈纳特提着熏得黑魆魆的羊头进来时,米哈尔古丽指着他笑着说:“他还替家里的弟弟撂过帽子。”我不懂什么是“撂帽子”。她说:“如果自己的儿子抢了人家的女儿,父亲就会央求周围的老人去女方家说情,女方家会放出狗来咬人,会派人骂。可男方家的人还是要反复上门赔罪。三四次后,女方的父母会带话问女儿是否自愿的,再和男方父亲见面。一见面,男方父亲就把帽子摘下来,撂在地上,请求原谅。如果是哥哥抢婚了,那弟弟也要替哥哥撂帽子。之后,女方父亲问男方父亲要彩礼5万(或五头牛),男方说2万(两头牛)行不行,最终协商到3万(三头牛)。”

  米哈尔古丽用手一指毡房外,说远处那个由小汽车、面包车、大卡车、摩托车围成圈的地方,就在举行婚礼。我说我不认识他们,能不能参加婚礼?她说,你走进任何一座毡房,只要坐下来,就会有馕吃,有奶茶喝。

  新时代的新郎新娘

  我跨过小河,独自走向那里。半小时后,走到毡房前。我穿得有些少,冷得浑身打颤。一打听,是迪娜拉要嫁给卡斯提。虽然他们两个我都不认识,但我还是一低头,钻进一座毡房,看到块空地,就盘腿坐下。环绕成一圈的,全是中老年男子。在我身旁的大叔,掰了块馕塞给我,往茶碗里倒上奶茶,一个劲说,喝、喝。一口气喝了三碗奶茶,吃下一块馕,体内才算有些热力。

  走出毡房,草地上红色汽油发电机嗡嗡作响,红砖砌起的炉灶上,一溜烟,搁着15个茶壶,亮晶晶反着光,旁边是五六个半米多高的白色塑料大水桶;邻居大嫂们当临时招待员:头巾、西装、筒裙、黑皮鞋,腰间系同一种规格的围裙(白底、粉边、红花、绿叶,缀白口袋)。妇女皆深目阔脸,双颊泛红,眼纹深刻,戴耳钉、项链、戒指。男人则蓝衣蓝裤,或戴花帽,或戴西部牛仔礼帽,或戴黑色、红色鸭舌帽。

  摩托车越聚越多,搭在车座上的棉垫或毡垫、皆颜色艳丽(如过去骑手装饰马鞍!)。它们的主人将矿泉水瓶一割两截,盘腿草地喝啤酒;骑马而来的中老年男子仅五人,盘腿坐在车轮旁,大腿上搁着马鞭,左手夹烟卷,右手玻璃杯摇晃着啤酒。远处,一身运动装,戴花帽的小男孩才是真正的骑手。他们慢腾腾聚拢,轻盈下马,将马拴在一起,共七匹。赛马鼻孔喷着粗气,不断挪动脚步,不像摩托车那么规矩,它们更像是草原的附属物,而不再是某种精神的寄托。它们活下来,全靠娱乐。骑手和驯马手将在赛后炫耀它们的速度,像展示自己新买的衬衫—速度成了件小事。在遥远的过去,生死对决的战场,马和战士融为一体,用速度铸就辉煌历史。现在,马成为生活的调味品。那些汇聚在马鞍上凸起处的一点银光,像闪着磷火的雪绒花,浓缩着整个冷兵器时代。

  两个男子走来,皆蓝西装,红领带,戴鸭舌帽,分不出谁是新郎。一问才知道,高一点的那个是卡斯提,新郎的帽沿上饰有一圈银钉,帽子右侧绣着白色的Y-3,在黑底的映衬下很明显。他25岁,皮肤黝黑泛红,笑起来,眼尾纹已很深,右手无名指上,银戒熠熠闪光。几分钟后,新娘自毡房里被簇拥着出现:白色束腰纱裙,腰部缀多个玻璃水晶,裙摆盖住脚背,饰有树叶和花朵形状,错落点缀银亮片。透过头纱,可见新娘盘起的发髻上插着粉红头花,脖颈挂水晶项链。

  每一滴包裹着词语的雨滴

  婚礼即将开始:音响里传出冬不拉弹唱。歌手30岁左右,褐色西装,头发向右偏分,怀里的琴缀着团猫头鹰羽毛,比平日所见的更蓬松宽大,随风摇摆,像在应和主人歌唱。他的身旁站着高个男子,将话筒举起,对在他的唇边。在歌声的开场白后,新娘的头纱被挑开,随后,戴花帽,穿红西装的主持人出场后,婚礼正式开始。

  先是撒糖。很有仪式感:三个老太太兜着一块布,弓着身子,抓起一把用力抛出,喊一声哎呦,小孩子们忙四处捡拾。有个老太太撒完糖,就站在场子中央擤鼻涕,再晃悠悠返回椅子,每走一步,都像在搬运一座大山。主持人将话筒对准老人们,在风中传出的讲话语调绵长,类同吟诵。有个老人对着麦克风太多激动,止不住咳嗽起来;而另一个,戴墨绿色绣黄花帽子的老人,则颤巍巍从怀中掏出一页纸,对着念了起来……这时,人群中钻出个酒鬼,老人每说一句话,他就开始举手做大幅度夸张动作,等老人结束时说,安拉,艾克拜尔时,酒鬼亦发出超大声调,夸张重复。

  等到下一位老人时,半空中的云已聚成团,撒下细雨,可人群却纹丝不动,根本不散,在细雨中坚持着。新娘的婚纱显然有些单薄,伴娘为她撑起一把伞。小孩子们照旧打闹,跑动,对变化中的天气熟视无睹。那个烧茶的妇女,端坐在炉火旁,看守着十五个茶壶。

  一蓝西装男子上场,人群发出嗡嗡声。他偏分着的头发梳得很整齐,浑身洋溢着知识分子味道。伴随手势,他开始朗诵诗歌:起伏跌宕的语调,从麦克风中迸出,回荡在草地上。那不是一个普通之人的喉咙发出的语调,而是遥远的祖先通过一种仪式,在为子民训诫。诗人的朗诵很长,持续十分钟。他不断翻页,诱发出七次掌声,最激烈的鼓掌者,是手持马鞭的伴郎。

  青年知识分子退下,上来个中年男子,凸着圆圆的大肚,蓝色便帽,T恤衫,黄坎肩,风格豪放。不拿稿纸,手举麦克风,开口就说。语速奇快,语调激烈,如旋风刮过,一句赶着另一句。兴致所至,他居然围着场子转起来,一边高声朗诵,一边向观众侧身,掷去猛烈眼神。他怒吼,他激情万丈,他将声音咆哮出来。高潮时,语调中居然出现哭腔。他闭着眼睛,浑身向内缩成一团,然后一跺脚,猛地打开自己,将眼神射向远方,手指用力一指。我看到他超越了自己的界限,化身成另一种存在。他成为茂盛感觉的代言人。他提醒着,将同情心重新归附于并不相干的事物之上,激发出阵阵掌声涟漪。

  我终于明白,在草原的婚礼上,新郎和新娘,并非主角。

  雨雾蒙蒙,天地之中,一群人,正聆听着诗歌。那些我陌生的词语裹挟着风中的雨滴吹来,像整个草原袭入我的身体,想让我崩溃—此刻,我那么羸弱,而它那般强大!每一滴包裹着词语的雨滴,都表达着勇气。面对浩大自然,微乎其微的人,尽量不哭,尽量把每一件干巴巴的事情做得有滋有味。

 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,感觉落在颊上的雨是温的。

  作者系知名诗人。现居深圳

  甘陕:青翠的“羊皮袄”

  据说,贾平凹曾做过这样的比喻:红军在子午岭打游击,就像虱子躲在羊皮袄里。面对那片青翠苍莽的“羊皮袄”,我脑子里的“黄土高原”被彻底颠覆了。当然这不能全怪张艺谋,只怪自己知识太贫乏。我也相信不少人对黄土高原的认识有着我一样的片面和贫乏。

  文:千里光

  10月下旬去了甘肃、陕西。这已是年内第二次走进西北,上回去在5月,正是春意盎然时,黄土高原麦苗青青,果树葱绿,和想象的黄土地大相径庭。我知道,那一定是张艺谋电影看多了,提起黄土地便是满目荒凉─那里寸草不长、滴汗成烟;那里风卷黄土,遮天蔽日;那里的老乡一年难得洗一回澡……

  尤其从甘肃的庆阳到陕西的延安,一路在植被茂密的天然森林间穿梭,才知道还有这么个绵延 4000公里、面积达2.3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林海─它有个好听的名字:子午岭。因与地球本初子午线方向一致而得名。子午岭是古代轩辕黄帝氏族部落的起源地,也是当年陕甘红军的根据地。据说,贾平凹曾做过这样的比喻:红军在子午岭打游击,就像虱子躲在羊皮袄里。面对那片青翠苍莽的“羊皮袄”,我脑子里的“黄土高原”被彻底颠覆了。当然这不能全怪张艺谋,只怪自己知识太贫乏。我也相信不少人对黄土高原的认识有着我一样的片面和贫乏。

  还有对黄土高原本身的认知─原来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地貌,它们由一张张“台子”组合而成,“台面”平展的为“塬”,狭长的为“梁”,馒头状的为“茆”,四周是陡峭的悬崖,海拔有一千多米。阿宝唱的西北民歌《圪梁梁》中有那么几句歌词:对畔畔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,那就是咱那个要命的二妹妹。你在你的那个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沟,看中了哥哥妹妹你就招一招手。白领领的布衫衫穿在妹妹的身,哥哥要出门想你见不上个人。你在你的那个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沟,看中了哥哥妹妹你就招一招手…… 一个在梁上,一个在沟底,可望不可即。在那个通信基本靠吼的年代,招招手也就算搞掂了。否则等哥哥从沟底爬到梁上,白天早已经成了黑夜。塬的面积都很大,少则一两个平方公里,大的有几十个平方公里。等于在一千多米的高空架着一块块硕大的可以起降飞机的平地,真够壮观的。

  这回去甘陕,几乎经历了两个季节,出发时上海的气温近20摄氏度,傍晚到达庆阳,只有零下3摄氏度。要命的是两天后去下面的一个县城,住的当地政府招待所,安排进房间后被告知室内空调坏了,取暖只能靠电热毯。奇怪的是一个层面的空调竟同时“坏”了,而且找不到遥控器。估计天冷用电量激增,只好限制开空调数量了。只是当地人悰性敦实,想说不让开又不好意思,便随便找了个借口。只是破绽太明显,被我们称之为编得太粗糙。

  “粗糙”是我们这一路上用得最多的一个词。确实,无论住的、用的,还是吃的,几乎随处可见粗糙的痕迹。比如一家新开张的自称“五星”级的宾馆,浴房的圆弧玻璃门老是沿滑轮倒退,怎么也关不拢。只能一手抵住,单手洗澡。好玩的是其他房间竟都遇到同样的尴尬,真让人哭笑不得。要不是那楼在向一边倾斜,便是安装、验收都太马虎粗糙了。再比如,当地的小米稀饭都非常稀,95%为水。这倒没什么,传统习惯如此。不像南方人煮的稀饭,比较稠。然而当我们喝到被服务员高声吆喝为“有牛奶”的那桶白色液体时,真想提醒一下服务员,那其实只是貌似牛奶的“水奶”。但见四下的本地人,一个个咕噜噜喝得有滋有味,我们忍不住又要说“粗糙”了。

  只是,所有对“粗糙”的抱怨,都很快化作了旅途中短暂的笑资、一段助兴的插曲。记得央视名主持朱军曾说过“我是一西北人,其实挺糙的”。所谓“糙”除了粗糙,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溶化在血液中的随遇而安、吃苦耐劳、侠骨柔情,以及为朋友甘愿赴汤蹈火、不到黄河心不死、天不怕地不怕的热情、豪爽和厚道。而这些正是我们一路所亲身感受的。

  在甘陕,还有不少人住在窑洞里,其中大多是老人,他们住惯了冬暖夏凉的窑洞,不想搬进新建的楼房。那些窑洞一眼看上去是那么土─没办法,它们确实就是土的世界,地是土,顶是土,除了门和窗,四周还全是土可说是家“土”四壁。窗户只能开在门一边的那一点地方,是家里唯一的透光的地方,炕也就架起在窗下。那是家的活动中心,睡觉、打牌、看电视,还有小孩子做功课,几乎全在炕上了。我们每跨进一个老乡的家,听到第一句话总是“来,炕上坐。”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风尘仆仆身上有多脏,也不在乎你是怎么看这土得掉渣的炕,因为炕下点着火,炕是暖的,他们宁可自己站炕下冻着,也要让素不相识的客人暖一暖身子。

  这让我想起庆阳环县八珠乡的一位叫李凤存的农民,他在上世纪30年代,就曾在自己家的窑洞招待过彭德怀、李富春、邓小平、肖劲光、左权、聂荣臻、习仲勋、陈赓,据说,我们的十大元帅和大将大多住过他的窑洞。他管吃管住管养病。那个简陋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。可是,在当年,只要有这么个窑洞,只要有个烧着火的暖暖的炕,就足够让我们的中共职业革命家有“家”的温暖了。要不是有无数个像李凤存的老乡,甘愿为自己所认准的“朋友”两肋插刀,奉献一切,很难想像当时我们的红军能走出“羊皮袄”,并迅速走向全中国。

  一路陪行的是当地的一位女书记,挺拔得像个模特。她不无歉意地向我们解释,实在资金有限,修不起这条路。不时有一辆辆拖拉机满载着玉米迎面驶来。窄路相逢,不由暗暗叫苦,因为只要有一辆车走得蛮一点,对面的车又不肯相让,这整条的路也就死翘翘了。但是,竟一路相安无事。没有抢道,没有堵塞,有的只是相互谦让和帮助。我们的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模样有点憨,他并不因为车上坐着当地的父母官而开得随心所欲,该停的停,该让的让,还几次跳下车,给需要帮助的对方出力、出主意,弄一身泥浆。女书记没丝毫责备他多管闲事的意思,反而在他回车上时,轻轻问一声,没(mo)事吧?一条如此不堪的土路却开得有惊无险、秩序井然,还开出了脉脉温情,不得不让我由衷地感叹:多好,甘陕的百姓!

  十月的甘陕,秋色正浓。走进秋色中的甘陕,面对千沟万壑,我们一下子会觉得心胸开阔许多,忍不住也像阿宝似地吼上一嗓子,信天游,或者陇东道情,不一定能拉多高的音,但就是爽,或者就像朱军说的,感觉自己也“糙”了。

  作者系上海知名文化人